1. 行政壁垒抑制了一体化“合力”的形成。2000年，高职学校的审批权、相应专科层次的招生计划权都被下放到省，省级政府对高职教育的统筹决策权得以扩大，这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在高职教育办学体系中的管理地位以及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的属性。而如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内的省际合作中，存在不同行政区划管辖权限壁垒和利益诉求差异，上述管理体制直接增加了建立基于各方利益上的高等教育合作共享机制的难度。

2.部分办学主体缺乏合作原动力。校际合

作的广度和深度十分欠缺，本科批次职业大学、双高院校等高水平主体在带动高职院校合作交流中的作用未充分体现。即使是已成立的职教集团，成员间也缺乏活跃的、跨区的、多维度的交流合作，学生跨校选课、院校学分互认等尚未真正大面积展开。同时，校企合作机制较为落后。由于客观区位、主观动力、实操性等因素限制，目前高职院校与同城企业合作较为成熟，而跨地市乃至跨省份的校企合作却相对不多。高职院校“走出去”少了，造成其与外部大市场需求脱节。

3.教育资源共享及相关平台建设的进程较慢。普通本科院校间的馆际互借、跨院校选课等类似的共享模式在高职院校之间少见，区域内跨省市共享大型仪器设施、各类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相互开放也较少。职业院校名师、名校长工作室等共享平台仅在上海等少数城市建设落地，课程体系、实践实习、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开放协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教育资源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还未建成，资源要素的碰撞交流渠道尚未畅通，更遑论实现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

4.欠缺学科专业评估和统筹机制。长三角

高职院校基数大、专业设置覆盖面广但同质程度高。以国际贸易类专业为例，通过查询阳光高考网信息并统计，仅江苏省内就有 44 所高职院校设置了类似专业。缺乏跨区域的专业评估和统筹机制，导致长三角高职院校开设专业的门槛较低、需求侧对院校及其专业水平不了解， 加剧了结构同质和供需失衡问题。

5.共建师资队伍、共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疫情挑战。长三角高职院校共建师资、共研人才培养模式本就处于小规模初试阶段，而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打乱了其进程。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高校对人员流动的管理相对严格，客观限制了师生员工跨省、市流动，这使得师生跨区进行沉浸式实地学习交流的难度大大增加。

6.统一职业技能标准、互通互认技能证书未

实质展开。长三角高职教育体系缺乏统一的职业技能标准，而统一的符合市场需求的标准却能帮助院校明确各专业培养目标、助力教学改革、提升办学质量。同步缺失的还有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1+X 证书制度中的X 证书由院校和学生共同自主选择，那么不同地区院校但相同专业的毕业生持有的证书可能不完全一致。而职业技能证书的互通互认，能使持证人的技能在区域内得到各方认可，减少劳动流通的区际壁垒。但事实上，目前互通互认还未取得实质进展，由于缺乏配套政策，证书互通、就业互融等一系列工作很难展开。